网编：劳藿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季羡林拜年

    近年来，出现了一
股“季羡林热”，这种“热”的程度，连季羡林先生自己也开玩笑地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曾经说过：“对季老这种异乎寻常的珍惜和尊崇，让我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我自己也确实有些“看不懂”。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最要紧的办法无疑是要真正地了解，进而理解季羡林先生本人。倘若离开了“人”，而去谈论评说关于某“人”的“热”，那注定是隔靴搔痒的，至多也只会得到些微的皮毛之见。

    按照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物要看三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或者还有比较简单的说法，那就是搁置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的“立功”，把着眼点放在相对而言个人比较好把握的“道德文章”上。

    季羡林先生已是96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1984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73岁，年过古稀。撇开季羡林先生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那些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

    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非常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

    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17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乐于写“序”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是被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

    一次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北大并担任教务领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40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现在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时，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轰动北大，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

    替学生看行李

    在学术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

    季先生穿着极其地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仅仅是古字画就有四百多幅，就是来自于季羡林先生。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价值就以亿论了吧。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

    我想“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

    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划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谢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

    季先生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1945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

    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

    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

    孤独的老人

    1945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1978年，长达30多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34岁到65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暗淡无光的苦难的时期。

    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1946年到“文革”前的20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

    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1966年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

    只有在“文革”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也没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

    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更重要的是，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

    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季先生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撰稿／钱文忠 季羡林先生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